宝安律师事务所以案说法为您讲解盗窃罪的特点

　　供述反映熊海涛主观上对戚某的行为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什么疑问，只是为贪图个人利益而放弃了疑问。也许熊海内心世界抱有侥幸心理，但正是在这种存在侥幸心理活动支配下，其放任了自己管理行为所可能就会造成的侵害他人生命财产法律后果的发生。宝安律师事务所来讲讲相关的情况。

　　主观上至少应该具有重要间接的盗窃故意。本案中的现有相关证据能力不能为了证明戚某与熊海涛就盗窃一事进行过意思联络或者社会沟通，而戚某未达到盗窃罪所要求的刑事责任不同年龄，不能真正成为国家共同构成犯罪主体，因此教师不管二人是心照不宣存有默契，还是经济共同生活行为各取所需，都不妨碍对熊海涛参与盗窃的故意的认定。

　　退一步讲，即便如熊海涛所辩解的“以为戚某是变卖自己家中的物品”，也不能否定熊海涛的盗窃故意。未成年人虽然是家庭成员之一，但一般情况下对家庭共同财产的产生或者增值并无贡献，家庭财产一般情况下应当视为其监护人的财产，未成人并不具备处分家中财产的能力和权利。

　　因此，未成年人盗卖家中财物的行为也是一种盗窃行为，只是可能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或者虽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考虑到其行为后果发生在家庭内部，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在政策把握上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予以从宽处理，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行为的盗窃性质。

　　戚某出售“家中”财物过程中的上述一系列不正常表现，足以使熊海涛认识到其可能是在盗卖自己家中的财物，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其参与进来，主观上具备盗窃的主观故意。

　　明知不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在自己家中出售他人财产或者财产，但仍在自己家门口帮助购买的，符合盗窃罪中偷窃他人财产行为的特点。盗窃罪的客观行为特征是秘密窃取，即在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不知道情况的情况下，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通过秘密方式取得财产。

　　本案中，被告熊海涛告诉齐某在自己家门口购买电器，应意识到齐某是在盗窃他人的房屋或自己的财产。在这两种情况下，该行为都是在财产所有人或有权处分财产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该行为有助于拆除、获得财产并将其运出社区，这与秘密盗窃的特征是一致的。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熊海涛与戚某在共同学习行为发展过程中的关系看，二人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完成了一个盗窃犯罪行为。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戚某偷拿他人进行房间钥匙，并邀约熊海涛上门收购电器，熊海涛不可能存在非法企业取得上述这些物品。

　　另一重要方面，如果没有熊海涛积极主动参与提供上门拆卸、转移电器，戚某也实现不了盗卖他人财物获利的目的。在小区保洁工作人员对其搬出家中电器的行为问题提出一些疑问时，熊海涛还通过学生撒谎的手段掩饰其真实教学目的，既体现了盗窃技术手段的秘密性特征，也反映了其参与到共同实施盗窃活动过程中的主动性。

　　其次，从熊海涛与戚某通过一个共同学习行为进行获利能力情况的对比看，熊海涛是本案盗窃犯罪行为的最主要也是受益者，价值1万多元的财物，其仅支付了360元即取得，几乎与免费获赠无异。本案的实质问题就是熊海涛为了自己牟利。

　　利用未成年人戚某掌握学生被害人个人住房钥匙并有盗卖房内财物意图解决这一重要条件，通过提供上门可以帮助我们拆卸、以极低价格以及收购、运输企业财物出小区等手段，实现了非法市场占有社会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行为与明知他人影响房屋建筑没有及时锁门、无人看管或保管人渎职疏漏而窃取财物并无实质存在差异，与利用网络银行ATM机故障多取存款的行为如出一辙。

　　宝安律师事务所发现，在联合行动过程中，熊海涛的积极作用不亚于戚，但戚作为一个14岁的未成年人，不具备盗窃罪的刑事责任能力，不承担刑事责任。虽然两者并不构成共同盗窃罪，但熊海涛本人的行为仍应被评定为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