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知名刑事律师来讲讲盗窃信用卡的行为如何定性

　　邮件属于具有明确所有权指向的特殊物品。邮件一般通过邮寄的方式由一方传递到另一方。邮件属于封缄物，必须注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投递信息，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且所有权指向鲜明。深圳知名刑事律师来带您了解相关情况。

　　（一）被告人王立军私自取得未激活信用卡属于窃取行为

　　1、收件人对邮件的包装物及内容物有绝对所有权，其他邮件合法占有人的占有效力不能及于邮件的内容物，且仅为辅助占有。因此，当邮件由寄送人交付托运人之时，应当认为此时邮件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收件人。即使收件人尚未实际取得甚至尚未意识到该邮件的存在，其也对该物品具有间接的控制和管理权。一旦其权益遭到侵犯，收件人享有返还请求权、损害赔偿权等权利。

　　2、被告人王立军私藏他人邮件的行为不构成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盗窃罪。王立军私藏他人邮件的行为，虽然同时符合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盗窃罪的部分客观方面特征，但不完全符合上述三罪的构成要件或者人罪标准。

　　首先，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的犯罪主体必须为“邮政工作人员”，王立军属于非从事邮政业务公司的一般工作人员，不符合本罪主体要件。其次，“情节严重”是侵犯通信自由罪的成立要件之一。

　　一般认为必须具有以下情节之一，才属于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多次、经常隐匿、毁弃、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一次性隐匿、毁弃、非法开拆他人信件数量较多；隐匿、毁弃、非法开拆他人信件的行为造成他人身体健康、精神受到巨大创伤或者重大财产损失。

　　王立军隐匿邮件行为的次数、数量、价格均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且在刑法理论上，只有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均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存在牵连犯的认定问题，故前述第三种关于构成牵连犯的观点不能成立。最后，盗窃罪要求窃取的物品到手时即具有价值属性，且“数额较大”。

　　本案中，由于王立军窃取邮件时银行卡尚未被激活，银行对卡主的授信额度尚未生效，财物价值尚未生成，可透支额度不能等同于该信件价值，且王立军仅实施了该次行为，故亦不符合盗窃罪的人罪标准。综上，被告人私藏他人邮件行为不构成上述三罪。

　　（二）窃取他人信用卡后激活并使用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了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情形，即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及恶意透支。本案被告人王立军的行为属于其中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且其套现19万元，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信用卡作为一种记名的、使用时必须附随一定印鉴、身份证件、密码的金融凭证，行为人盗窃未激活的信用卡后，并不能无条件地获取财物。兑现财物需实施冒名激活、冒名使用的欺诈行为，故以信用卡诈骗罪处理更为合适。综上，法院认定被告人王立军窃取他人信件，激活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是正确的。

　　李某属中国农业银行某分行（下称农行某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副厅级），分管办公室、总务处、职工培训学校、财务会计处等工作。2001年8月，该行成立基建和行服制作领导小组，李某分别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成员，负责分行机关、市区住宅的建设和对行服划拨款等的审核工作。

　　2002年9月至2004年春节期间，李某在工程建设和行服定做的招、投标等工作中，分别收受请托人才某、童某共计美元5万元、人民币10万元。另查明，2002年12月，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下称农总行）接到反映某分行行长韩某等人涉嫌经济问题的举报信函，即展开对相关人员的调查。

　　深圳知名刑事律师发现，2005年3月，农总行认为韩某等人涉嫌受贿，于同年8月移交司法部门查处。2005年春节后，李某在其家中分别退还了刁某美元2万元、人民币3万元和童某人民币2万元。同时查明，李某在接受调查询问时，如实坦白了其收受刁某美元2万元、人民币4万元和童某人民币3万元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