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知名刑事律师来讲讲从事公务对受贿罪的影响

　　因此，存在于“犯罪”之前的资格主体和存在于“犯罪”之后的身份主体都不能被纳入犯罪构成的要件。上述这些观点从一定时间角度反映出对行为数据主体的身份判定与对犯罪行为的确定密不可分的思维创新路径。深圳知名刑事律师就来为您讲解一下。

　　刑法中受贿罪规定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不可贿赂性质，也可以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和不可交换的财产。判断行为是否侵犯了合法利益，关键是看行为人要求或收取的财产是否与其官方行为存在“对价关系”。

　　刑法之所以对贿赂犯罪进行规制，是为了遏制公权力的滥用，确保公权力的廉洁运行。国家惩治受贿罪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行为人实施的权钱交易行为偏离了为公共利益实施的公务行为的目的，并不取决于行为人的身份。因此，在受贿罪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上，应以行为人是否“从事公务”为出发点。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 "身份 "到 "契约 "的过程。它的首要特征是确立契约为法律的核心。行为人能够成为受贿罪的主体，不是因为他具有相应的身份，而是因为他在行使相关的公务。从事公务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活动。因为一个公民从事公务，行使公权力，必须基于国家和事业单位的授权。

　　当国家和事业单位将公共权力授予公民，并授权公民以国家和事业单位的名义执行公务时，公民有义务诚实地执行公务(刘，魏长东，2008: 79)。在判断犯罪主体时，应实现从注重主体的 "身份 "到注重 "行为 "的转变。描述 "犯罪主体 "身份的相关语言和文字，只有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和行为性质密切相关时，才能成为具体的、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意义上的 "身份 "概念。

　　由此我们可见，“公务论”所倡导的，以行为人自己是否“从事公务”为出发点，来确定行为人的主体进行身份归属，而不是以行为人之间是否需要具有中国所谓的“身份”为基点来分析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从事公务”的思维能力路径，契合了现代我国刑法基本理论研究探索和发展的趋势。

　　法律社会学是由法律和社会学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法律制度的规范都处于变革的过程之中。刑法规则作为社会生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相协调。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刑法理论和实践应重视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许多外部关系的观点是一致的。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界定受贿罪主体的 "身份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泛政治化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政企不分，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有所谓的“干部身份”。单位内部产权单一，几乎没有非国有产权成分。行为人履行单位职责的行为可以视为公权力的行使。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体制进行改革的深入研究展开，国有中小企业管理大都进行了公司制改造。公司通过股份来源逐步实现多元化，股权投资主体也日趋复杂化，公司法人治理体系结构设计逐步建立。改制后的公司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领导和监督运作。

　　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既会有国有银行资产的代表，也会有非国有财产的代理人；他们自己职务的取得既有任命、指派，也有影响公司财务内部选举、提拔产生。在这种文化身份“来源”多元、标准界定模糊不清的情况下，适用“身份论”难以得到准确分析确定受贿罪的主体作用范围。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管理创新的需要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正在探索新的人事管理制度。例如，最高法院对一些办事员采用了合同制。其他一些国家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也采取人事派遣等用人方式，突破人员设置的限制，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深圳知名刑事律师提醒大家，在这一新的员额配置机制下工作的有关人员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与在原有机制下工作的人员没有实质性区别。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规范。在“同一性理论”的基础上，很难确定上述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因此，“公共服务理论”是符合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的正确选择。